加快施工进度不松劲 紧抓质量安全不松懈
在新的人权全球治理话语中，要逐步转换战略思维，以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为依托，充分适应国际人权建设形势，积极开展富有诚意与成果的对话、合作。
这些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拘束力之私法释义学的主要构成部分。而西塞罗又恰好这时将斯多葛派的普遍法观念带到了罗马法中来，西塞罗对斯多葛派自然法在罗马的传播大大促进了这一进程。
不损害他人原则是尊重他人权利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只要自觉履行尊重权利的义务，就能够做到不损害他人，反之，就是损害他人权利。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和执行者（或者，统治万物的神是这一法律的创造者、颁布者和执行者）。例如有的国王规定：因年迈或患病而得到释放的奴隶可以成为自由人。这种法在罗马具体表现为三大类别：国内法或市民法（ius civile）、国际法或万民法（ius gentium）和自然法（ius naturale）[22]。当然，正如有学者评论说：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私法，民法上的人，与其说是一个享有私权，在权利上平等的人，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财产权平等的人[59]。
因此，二战之后，各国在制定的宪法或修改后的宪法中，均将人的尊严保护或人格尊严保护载入宪法文本之中。由于劳动契约具有人身性，劳动力与劳动者的人身是不可分离的，劳动契约应当保障劳动者的人身权益，因而它不同于一般民事契约，从而对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进行了修正或限制，国家意义上的格式劳动契约就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时间、最低工资保障、劳动保护安全、失业、工伤、疾病等各种社会保障的条件作为法定内容强制企业方遵守执行。这种客观功能来源于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全面审查，而不拘泥于原告的诉讼请求。
[60]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所以在原告资格的限定上删除了先前司法解释中的法律上的要求，显然是意识到立法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故‘特定个人不得为其‘私益而请求行政机关履行其义务。[33] 3.对主观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不具有可操作性 狄骥在构建其客观法学说时，致力于清除行政行为法律效果中的主观主义因素，反对行政行为会因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图而创设主观权利或仅仅产生反射利益的观点。这是舍诺(Chenot)先生在1950年2月10日的Gicquel这一案件中提出的：原告应当位于被完整界定的利害关系人的种类之中……这并不要求其所主张的利益对原告而言是自身的、特别的，但是其应当位于判例所承认的那些宽泛的利益受影响的团体之中，但这个圈子又不能扩大至全国性团体的边界之内。
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引入，不仅难以实现法官和学者所预期的原告资格判定客观化的预期目标，反而可能造成宪法赋予行政诉讼的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双重使命的严重萎缩。原告只能对一个由法律赋予他的或者——基于一项基本权利——他本人直接拥有的权利提出主张，而不可以主张他人或者其他团体的权利。
本文的反思，一方面旨在从实体内容上强调保护规范理论适用具有强烈的制度和理论依赖性，另一方面则从方法论上对在判例中直接引入具有明显域外特色的外国理论提出批评。袁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17] 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确立和维持，体现了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审查的根本性特征。对于撤销诉讼而言，需要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査。
尽管新保护规范在解释方法上通过参酌法规范适用时的客观现实，而尝试使解释过程摆脱对规范制定者不可捉摸的主观意识的探求，并倡导纳入宪法基本权利以及宪法价值对于解释一般法的影响，但与旧保护规范一样，新保护规范迄今同样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稳定的解释基准。第二，我国行政实体法中有大量鼓励社会参与的相关条款。[20]行政立法研究组1987年起草的《行政诉讼法》(试拟稿)第1条(立法根据)更是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根据《宪法》41条的规定，结合我国行政案件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理由是：第一，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构建的是一种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诉讼体系。
[42]杨小君：试论行政作为请求权，《北方法学》2009年第1期，第79页。三、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个人主义与我国公法是否相适 保护规范理论适用的一个潜在逻辑是个人只能基于救济自身主观权利之目的而请求司法权的介入。
(四)我国宪法中并无《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的功能等同条款 在德国法上，行政诉讼制度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主观权利、对抗来自国家的侵害。如此，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不仅难以实现利害关系判定客观化的预期目标，更会导致宪法赋予行政诉讼的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的双重功能严重萎缩。
因此，从《宪法》41条的文义来分析，其难以作为确定我国行政诉讼主要是主观诉讼的宪法基础。主观诉讼模式下，对诉的利益的判断主要通过诉诸实体法的解释寻找其权利基础，而客观诉讼模式下对诉的利益判断主要通过确认行为的法律后果来实现。江必新副院长指出：这些人为制造的诉讼，既干扰了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也浪费了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使得其他公民正当的投诉权利受到影响。[39]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中的合作治理，《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第22页。在法国的越权之诉中，起诉人仍必须主张被诉行为对其利益造成了特别、确定和直接的损害。旧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在于，在判断法规范是否具有保护个人利益指向时，主要以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为基准。
除了前述讨论外，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适用，同样面临相关理论前提和制度装置是否配套的疑问。正如赵宏教授所指出的，保护规范理论通过对反射利益的排除，的确在某些方面表现出限缩个体‘权益与自由的客观效果，从另一角度而言，其将个体权利的判定诉诸对客观法规范‘保护指向的法律解释，本质却是希望借由稳定清晰的实定法为个人提供相对于国家的稳固法地位。
相反，法国虽然将诉讼救济的范围扩张至事实上受影响之人，但一旦通过起诉资格的门槛，法院的审查强度一般局限于合法性的审查，较少涉及合理性的范畴。但此种解释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质疑：首先，这些条款是在行政诉讼法通过之后陆续加入，其能否作为论证我国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的原初依据，似可斟酌。
[44]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新旧保护规范理论都将主观公权的判定回溯至客观法规范的个人利益指向，又将这一问题的探求转化为法规范的解释。[59]第二，这种观点使得司法保护完全依赖立法者的权利表达。
任何利害关系人，哪怕只是同这种行为之间有一种道德性的、间接的关系，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出起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当然，我国宪法后来陆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条款。[56]在不同的案件中，法院对这两个标准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解释立场。
在刘广明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引入保护规范理论，提出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36]在奉行自由主义和三权分立传统的国家，保护规范理论及其背后的主观公权理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其与个人主义的法律传统和分权制衡的价值理念是高度自洽、逻辑统一的。
另一方面，行政法院也不是评价公共利益的适当的机构。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大量边界情形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不再能预见到其结果。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将旧法中损害其权利者修改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被视为扩大权利保障范围的重要改进。[68]特别是在案多人少责任重的现实困境中，法官对于法规范的解释能否达到此种要求，可想而知。
起诉人只需要提出，行政行为侵犯了一项直接的、具有人身性质的利益，就足够了。包括法院终局判决在内的诸多事项仍然悬而未决。其在我国的适用可能面临诸多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困境。[62]保护规范理论适用带来的原告资格限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核心仍在于其与我国行政诉讼的整体架构和功能期待是否一致。
[31]狄骥亦明确承认：越权诉讼是一种客观法的手段，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撤销一个违反了合法性的行为。[21]胡锦光、韩大元也赞同此种分类，但将控告权归为监督权的范畴。
摘要: 保护规范理论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权力分立体制和高度重视权利保障之司法传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这些条款中推导出有权利必有保障和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亦有可能。
在日本，通说性理解是，所谓主观诉讼，是指以保护个人权利利益为目的的诉讼。那么，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引入，也必然面临这种个人主义与个人在我国公法上的法权地位是否吻合的质疑。